唐建川那番饱含情感却又不失原则的表态，像是一把钥匙，进一步打开了彼此信任的闸门。房间里的气氛，在肃穆之中，多了几分心照不宣的理解与共鸣。郑老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更加温和，也更具穿透力。他知道，接下来的谈话，将进入更具体、也更需要谨慎把握的层面。

“建川同志，你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也深受感动。”郑老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种引导性的力量，“你刚才提到，吴石先生等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坚信不疑。现在，我们希望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英雄’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在那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他们是如何坚持斗争，又是如何体现出坚定的信仰和非凡的勇气的？任何你记得的细节，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举动，都可能极具价值。”

这个问题，既是对英雄精神的挖掘，也是对唐建川回忆准确性和深度的一种无形检验。

唐建川微微颔首，再次陷入沉思。这一次，他的回忆更加聚焦，如同探照灯，试图照亮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特定场景和人物剪影。他深知，他接下来的话，将可能成为官方史册中对这些烈士定性描述的重要佐证。他必须既真实，又审慎。

“关于吴先生”唐建川缓缓开口，选择了这个安全且尊重的称呼，“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从容和镇定。”他描述了一个经过模糊处理的场景，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地点，只说是在一次内部会议或工作场合，“当时，局势己经非常紧张，空气中都能闻到危险的味道。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但吴先生他依然和平常一样，衣着整洁，言谈清晰，布置工作有条不紊。甚至在只有我们极少数人在场的时候，他还能就某个学术问题或者历史典故，发表一些见解深刻却又看似不经意的评论。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不是伪装，是发自内心的强大和一种看透生死之后的超然。”

郑老和孙梅飞快地记录着。唐建川的描述，虽然缺乏具体事件支撑，但那种对人物气质的把握，非常符合他们对吴石这类儒将风范的想象，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我记得有一次，”唐建川继续补充，这是一个更具象的细节，“大概是处理一份比较敏感的文件流转时，吴先生特意指出其中一处看似不起眼的程序疏漏，要求严格按照规章补正。当时有人觉得他过于较真，多此一举。但他坚持必须如此。后来回想那或许不仅仅是对规则的遵守，更是一种在极限压力下，依然保持高度专业性和严密逻辑的习惯，也是一种不留下任何可能牵连他人破绽的谨慎。”

这个细节，让郑老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符合隐蔽战线工作的核心要求之一——细节决定成败，也体现了吴石性格中严谨的一面。这是档案中难以记载的鲜活例证。

“那么，陈宝仓将军和聂曦上校呢？你对这两位同志，有什么印象？”郑老适时地将话题引向另外两位烈士。

唐建川对陈宝仓和聂曦的首接接触可能更少，他的描述更需要借助侧面观察和听闻。他斟酌着词句：“陈将军我接触的机会不多，但见过几次。他给人的感觉是不怒自威，军人的硬朗气质非常突出。话不多，但眼神很有力。我听听一些接触过他工作的人私下议论，说他办事极其认真，原则性极强，对下属要求严格，但处事公道。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能保持这种风格，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定力。”

关于聂曦，唐建川的回忆似乎更轻松一些，也带着更深的惋惜：“聂曦上校他比较不同。洒脱一些，甚至有点文艺气质。我印象里，他好像对诗词书法有些兴趣。在那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他有时还能表现出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的乐观和幽默。但这绝不是轻浮，而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我记得有一次，在某个非正式场合，有人对时局发牢骚，言辞比较激烈，聂上校听了，没有附和，也没有制止，而是巧妙地用一句古诗岔开了话题，既避免了麻烦，又隐约表达了一种不屑与之为伍的态度。”

唐建川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后来后来得知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尤其是听说聂曦上校在最后时刻那种状态，我虽然悲痛，但并不完全意外。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

这些描述，虽然依旧没有触及核心机密，但却极大地丰富了吴石、陈宝仓、聂曦的形象，使他们从档案中扁平的名字，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性格、有风骨的真实的人。郑老和孙梅一边记录，一边不时地交换着眼神，那眼神中充满了收获的满足和深深的敬意。这些细节，正是他们此行希望挖掘的宝贵资料。

“非常感谢你，建川同志。”郑老诚恳地说，“这些细节非常宝贵，让我们对烈士们的认识更加立体和深刻。”他话锋一转，进入了更关键的环节，“那么，关于他们不幸被捕和牺牲前后，你是否了解到一些外界可能不知道的情况？比如，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敌人的手段，或者他们在狱中的表现？哪怕是零星的传闻也好。”

这个问题，首接指向了历史记载中最模糊、也最悲壮的部分。

唐建川的神情瞬间变得极其凝重，甚至闪过一丝痛苦。他沉默了很久，仿佛在积蓄勇气，去触碰那段最沉痛的记忆。录音机的沙沙声显得格外清晰。

“那段时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的声音沙哑，“风声鹤唳，很多人被捕。关于他们几位被捕的具体原因和过程，我所知有限，而且很多是事后才零星拼凑起来的，不敢说完全准确。”

他首先强调了信息的局限性，这是必要的谨慎。

“但是，”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关于他们在狱中的表现，我听到的一些说法，是比较一致的，而且令人敬佩。”他再次使用了“听到的说法”这样的表述。

“都说他们都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唐建川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敌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无论是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都没有让他们屈服。吴先生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尊严和革命者的气节，据说不曾在任何材料上签字。陈将军沉默如山，用无声表达最大的蔑视。聂上校则是在精神上，始终压着敌人一头。”

他特别提到了那个流传很广的细节：“关于聂曦上校就义时的情景，有一种说法，说他神态非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笑容。这种说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我相信，那不是虚构。那是一种信仰达到极致后，对死亡的超越和解脱。他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了他们坚信的光明。”

说到这里，唐建川的声音再次哽咽，他停了下来，需要平复一下情绪。郑老等人也沉浸在巨大的悲壮感中，房间内一片静默，只有无声的哀悼在流淌。

孙梅的记录笔停住了，她抬起头，眼中泪光闪烁，深吸了一口气，才继续记录。

郑老沉默了片刻，声音低沉而有力：“这些情况，与我们通过其他渠道核实的信息是相互印证的。烈士们的铮铮铁骨，与日月同辉！”

他看向唐建川，问出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建川同志，根据你的了解和判断，你认为他们当时所获取和传递的那些关键情报，对于我们比如说，对于后来东南沿海的局势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这是一个宏观的、关乎历史评价的问题。

唐建川思考了一下，谨慎地回答：“郑老，这个问题很大。我无法知道所有情报的具体去向和最终效用。但我个人认为，他们当时身处的位置，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其战略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贡献，或许不能简单地用一两场战役的胜负来衡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了敌人最核心的部位，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扰乱了其部署，为我们为我们最终赢得全局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是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意义重大。”

这个评价，既不过分夸大，又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显得客观而中肯。

郑老满意地点了点头。唐建川的回忆，虽然依旧笼罩在必要的保密迷雾中，但己经成功地证实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史实（如烈士们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大节），并极大地补充了档案中缺失的细节（如他们的性格特点、斗争方式和精神风貌）。这次访谈，达到了甚至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建川同志，再次感谢你！”郑老站起身，郑重地向唐建川伸出了手，“你的回忆，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烈士英灵最好的告慰。党和人民，会记住他们，也会记住所有为共和国诞生默默奉献的英雄！”

唐建川也站起身，握住了郑老的手。这一次握手，沉重而温暖，仿佛穿越了数十年的时空，连接着那段沉默的历史与当下的铭记。

尘封的记忆，终于化作了历史殿堂中一块坚实的砖石。证实与补遗的过程，不仅还原了真相，更完成了一次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