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终于倾盆而下，不再是欲来的风满楼，而是实实在在的、带着寒意的急风骤雨。文化局大院里的气氛，从之前的滞重紧绷，陡然变得肃杀起来。大字报开始出现在办公楼的山墙上，墨迹淋漓，言辞激烈，矛头指向一些以往受人尊敬的老专家、老领导。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面，点头招呼的笑容里都多了几分审视和戒备，谈话的内容也愈发谨慎，大多围绕着最新指示和精神，不敢越雷池半步。
唐建川更加深居简出。他严格遵守着“认真工作，谨慎发言”的准则，将自己完全埋首于具体的业务之中。他负责的群众文艺汇演筹备工作，因为其“为工农兵服务”的鲜明政治属性，暂时还未受到首接冲击，但也变得如履薄冰。每一个节目的选定，每一句歌词的斟酌，他都拉着老李、小孙反复讨论，形成详细书面意见，报请科里、局里层层审批，留下清晰的责任轨迹。他绝不个人做出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判断，将自己牢牢定位在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办事员角色上。
然而，风暴的漩涡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谨慎而绕行。一天下午，天气阴沉，局里突然召开紧急全体大会。会场的气氛异常凝重，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局领导，还有几位面色严肃、穿着中山装、身份不明的人员。局长讲话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沉稳，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紧张。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宣布对副局长孙明德同志进行“隔离审查”，要求其交代问题。
孙明德副局长！唐建川的心猛地一缩。这位孙副局长，正是当年他刚分配到文化局时，代表组织以关心干部名义与他进行那次关键谈话的领导！虽然谈话内容隐晦，但彼此心照不宣，孙副局长无疑是知晓他部分特殊背景的、在系统内负责与他联系的保护人之一。他为人谦和，业务能力强，在局里口碑一向不错。如今，他竟然首当其冲？
会场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粗重的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唐建川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周围。他看到孙副局长被带离会场时，那瞬间投过来的、复杂难言的一瞥，那目光中有震惊，有委屈，似乎也有一丝难以捕捉的提醒？唐建川立刻收回了目光，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孙副局长倒台，意味着保护他的一道重要屏障出现了裂缝。那些“问题”，会不会牵涉到当年对他这个“特殊干部”的安置和保护？会不会有人顺藤摸瓜？
接下来的几天，局里人心惶惶。与孙副局长工作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被要求写材料说明情况，或在小组会上被点名批评。大字报上开始出现一些影影绰绰的指控，诸如“包庇历史不清分子”、“招降纳叛”等，虽然未点名，但足以让知情人感到寒意。
唐建川表面维持着镇定，但内心的弦己经绷到了极致。他更加沉默，几乎不参与任何工作之外的讨论，下班后立刻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闭门不出。他仔细回顾了与孙副局长接触的每一个细节，确认没有任何超出正常上下级关系的把柄。但他深知，在这种非常时期，逻辑和证据往往敌不过臆断和需要。
果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一次科室学习讨论会上，主题是“深入批判反动权威，清理阶级队伍”。会议主持者（一位新近活跃起来的、平时并不起眼的股长）在引导发言时，话里有话地将话题引向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问题。
“我们有些同志，来历不明，历史复杂，却因为某些领导的‘赏识’，就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这是不是一种组织原则的松懈？是不是给了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高警惕，把每个人的历史都放到阳光下晒一晒？”他说这话时，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了唐建川所在的方向。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李低着头，拼命抽烟。小孙脸色发白，紧张地看着唐建川，又看看主持会议的股长。其他同事也都眼神闪烁，不敢与唐建川对视。
唐建川感到后背渗出了冷汗，但他强迫自己保持坐姿的稳定，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专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仿佛在认真记录。他知道，此刻任何一丝慌乱、辩解或者愤怒，都可能成为对方攻击的突破口。他必须沉住气。
“王股长，”唐建川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缓缓抬起头，语气平静得甚至有些淡漠，“关于干部审查和纯洁队伍，上级有明确的政策和程序。我们作为普通干部，应该做的是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做好本职工作。至于具体个人的历史问题，相信组织上会有全面的、公正的审查和结论。我们不能凭主观臆测，更不能违背组织原则搞小范围的‘晒历史’，那容易造成混乱，干扰运动的大方向。”
他这番话，滴水不漏，既表明了自己服从组织的态度，又巧妙地将对方的含沙射影顶了回去，扣上了一顶“违背组织原则”的帽子，同时把自己定位在“普通干部”、“相信组织”的位置上。
王股长被这番不软不硬的话噎了一下，脸上有些挂不住，但一时也找不到更犀利的言辞反驳，只好悻悻地说：“唐科长觉悟高，我这也是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嘛。好了，继续学习文件”
这次小小的交锋，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唐建川知道，这只是开始。对方既然起了疑心，或者至少是想拿他作为攻击前任领导的“弹药”，就不会轻易罢休。
就在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开始思考最坏情况下的应对方案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几天后，市委宣传部那位王副部长再次来到文化局，这次是作为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来指导运动深入开展。在全局干部大会上，王副部长的讲话基调同样严厉，强调斗争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但在会议间隙，他特意走到文化局业务科室所在的区域，像是随意地视察工作。
当走到唐建川他们科室门口时，王副部长停下了脚步，和迎出来的科长简单交谈了几句，询问近期重点工作情况。然后，他的目光转向办公室内，落在了正在伏案修改汇演方案的唐建川身上。
“这位是唐建川同志吧？”王副部长语气平和地问科长。
“是的，王部长，这是我们科的唐建川副科长，主要负责群众文化这一摊，最近正在抓汇演筹备。”科长连忙介绍。
唐建川赶紧站起身。
王副部长看着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似是回忆的表情，声音不高，但足以让周围几个人听清：“唐建川同志我记得。是个老实本分、埋头苦干的同志。早年在外地工作，表现就很突出，是作为骨干人才引进我们市的。组织上对唐建川同志的历史和政治表现，是有过全面了解和严格审查的，是信得过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其他人，包括那位王股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当前运动很重要，目的是纯洁队伍，团结大多数。我们要把矛头对准真正有问题的人，不要搞扩大化，更不能怀疑一切，打击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像唐建川这样踏实工作的同志，我们应该保护和支持，让他们安心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嘛。”
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在众人心中炸响。王副部长的身份和这番话的分量，非同小可。他不仅公开肯定了唐建川的“历史清白”和“工作突出”，更明确传达了“组织有过审查、是信得过的”这一最高级别的背书，并且首接定下了“应该保护和支持”的调子。
科长的脸色立刻放松了不少，连忙附和：“是是是，王部长指示得很对，我们一定把握好政策界限。”
那位王股长的表情则变得十分尴尬，低着头不敢再看唐建川。
唐建川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暖流和难以言喻的感激。他知道，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视察”和“回忆”。这是组织在最关键的时刻，动用更高级别的力量，对他实施的又一次精准、有力的保护。那份深藏在绝密档案室里的证明，以及背后关注着他命运的眼睛，再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谢谢组织的信任，谢谢王部长的关心！我一定更加努力的工作，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唐建川挺首腰板，郑重地说道。
王副部长微微颔首，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但他的到来和那几句看似随意的话，如同在唐建川周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保护圈，暂时驱散了逼近的阴云。
风波并未完全平息，但针对唐建川的暗流，显然被强行遏制了。他依然是那个沉默寡言、埋头工作的唐科长，只是经过这次事件，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他选择沉寂、归于平凡的身后，始终有一双强大而温暖的手，在默默守护着他和那段不能言说的历史。这种保护，源于对他过往功勋的珍视，也是对历史真相和正义的一种坚守。他所能回报的，就是更好地扮演好“唐建川”这个角色，在这特殊的年代里，顽强地、有尊严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