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学习归来，唐建川感觉自己像一块被细细打磨过的璞玉，褪去了些许粗粝，更添了几分温润的光泽。他不仅对当前的方针政策有了更系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那种集体学习和生活的氛围中，他观察、模仿、实践，逐渐掌握了作为一名普通干部应有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这种内在的调适，反映在外在，便是他与人交往时，少了几分下意识的审慎和距离感，多了几分自然而然的随和。
文化局宿舍楼是一座三层的筒子楼，红砖外墙，每家每户门口都在走廊上支个小煤炉，堆放些杂物，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唐建川住在二楼把东头的一间，面积不大，但朝阳，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以前，他早出晚归，与邻居们仅限于点头之交，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与这喧闹的市井生活隔开。
现在，他决心主动打破这种隔阂。融入，不能仅限于单位，更要深入到生活的毛细血管——邻里之间。这既是进一步巩固“唐建川”身份的需要，也是一种对正常人际关系的渴望，一种对烟火人间的悄然靠近。
突破口，出现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天气晴好，唐建川正在屋里擦拭那台组织上配发的、样式老旧的“红星牌”收音机，这是他与外界保持信息连接的重要窗口，也是他难得的消遣。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一个略带焦急的中年男声：“唐同志？唐同志在家吗？”
唐建川打开门，只见隔壁的老周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用报纸裹着、冒着热气的东西，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唐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你。我家煤炉子灭了，孩子他妈等着锅炒菜，想跟你借块煤救个急，你看”
老周是运输公司的司机，西十多岁，身材敦实，嗓门洪亮，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爱人则在街道缝纫社工作，家里有两个半大的孩子，平日里走廊上就属他家最热闹。
“没问题，周师傅，您稍等。”唐建川立刻侧身让开，从门后放煤块的筐子里挑了两块个头大、烧得正旺的煤块，用火钳夹着，递到老周手里，“够不够？不够再拿。”
“够了够了！太谢谢你了，唐同志！”老周连声道谢，捧着煤块急匆匆回了屋。
这本是邻里间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唐建川并未在意。谁知，不到一刻钟，老周又来了，这次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馅饺子，硬塞到唐建川手里：“唐同志，刚出锅的，你尝尝！你嫂子非要我送来，说谢谢你的煤！”
“周师傅，这太客气了，就是两块煤的事”唐建川推辞着。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拿着拿着，别嫌弃！”老周不由分说，把碗放下，又压低声音说，“唐同志，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见识广。我家那收音机，破旧得很，这两天吱吱啦啦乱响，也收不清台了，你会不会鼓捣这玩意儿？”他脸上带着试探和期待。
唐建川心中微微一动。修理收音机，这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在特殊年代，掌握一些基础的机电维修技能是必要的生存手段。但他迅速权衡了一下，展示这项技能是否合适？会不会与“文化局干部”的身份不符？然而，看着老周诚恳的目光，再想到这是融入邻里、建立良好关系的绝佳机会，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略懂一点，周师傅。要不，您拿过来我看看？”唐建川微笑着应承下来。
“哎哟！那可太好了！”老周喜出望外，立刻回屋把那台笨重的、木壳己经有些开裂的旧收音机抱了过来。
唐建川让老周把收音机放在窗前的桌子上，插上电源。果然，喇叭里只有持续的、刺耳的电流噪音。他让老周先去忙，自己关上门，仔细检查起来。他先是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又小心翼翼地将收音机后盖打开，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电子管、电阻和电容。灰尘很大，线路也有明显老化的迹象。
他屏息凝神，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需要极度专注的时刻。他用毛刷轻轻清理灰尘，仔细检查每一处焊点和线路连接。多年的潜伏生涯，锻炼出的不仅是胆识，更有这种面对复杂情况时的耐心和细致。他发现是一个负责滤波的电容老化失效，导致了杂音，同时还有一根天线连接线虚焊。
问题不大，但需要更换零件。他记下电容的型号，对老周说需要去买个新的来换上。老周二话不说，立刻骑车去了附近的五金电器商店。
趁着老周去买零件的功夫，唐建川拿着小烙铁和焊锡，将虚焊的线头重新焊牢。他的动作熟练而稳定，心无旁骛。这时，对门住的、在小学教书的刘老师探出头来，好奇地问：“唐干事，你还会修收音机啊？”
唐建川抬起头，笑了笑，语气平常地说：“以前自己瞎琢磨过一点，简单的毛病还能试试。”
“真厉害！”刘老师赞叹道，“我们家那台有时候也不灵光，回头可能还得麻烦你给看看。”
“没问题，刘老师您随时说话。”唐建川爽快地答应。
不一会儿，老周买回了电容。唐建川熟练地拆下旧的，换上新的，再次接通电源。这一次，喇叭里传出了清晰洪亮的戏曲唱腔，是常香玉的《花木兰》。
“嘿！真神了！唐同志，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老周高兴得首拍大腿，“这破玩意儿，找修理铺得花不少钱呢！今晚我非得跟你喝两盅不可！”
唐建川婉拒了喝酒的邀请，但经不住老周的热情，晚饭时还是被拉过去，一起吃了顿饺子。饭桌上，老周夫妇再三感谢，两个孩子也好奇地看着这位沉默寡言但似乎很厉害的唐叔叔。老周兴致很高，聊起了跑车路上的见闻，抱怨油价涨了，也感慨现在路上比以前安全多了。唐建川大多微笑着倾听，偶尔插一两句关于各地风土人情的问话，显得既感兴趣又不突兀。
通过修收音机这件小事，唐建川仿佛在邻里间打开了一扇窗。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主动拿起扫帚，打扫了二楼走廊的公共卫生。刘老师看见，也拿着抹布出来一起干。一边打扫，两人一边闲聊。刘老师抱怨现在的小孩子调皮，不好教，但眼神里又透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唐建川便顺着话题，谈起在文化局接触到的少年宫文艺活动，说可以组织孩子们去看演出，陶冶情操，刘老师听了很感兴趣。
下午，住在一楼、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陈师傅，拎着一小袋橘子走上楼来，硬塞给唐建川几个，憨厚地笑着说：“唐干事，听周师傅说你手巧，帮我看看这个闹钟行不？老是偷停。”原来，消息己经传开了。
唐建川没有推辞，仔细检查了那个旧闹钟，发现是机芯缺油脏了。他找了几滴缝纫机油，小心地拆卸、清洗、上油、组装，闹钟又恢复了清脆的滴答声。陈师傅千恩万谢地走了。
渐渐地，邻居们发现，这位新来的、在文化局工作的唐干事，虽然话不多，但为人实在，肯帮忙，而且懂的东西还真不少。他修过收音机、闹钟，帮刘老师家接过断掉的桌子腿，甚至还能指导一下楼上准备考初中的孩子做算术应用题（尽管他用的方法有时和学校教的不太一样，但很有效）。大家不再觉得他难以接近，反而有什么事，都乐意跟他打个招呼，或者找他帮点小忙。
唐建川也乐于参与这种平凡而温馨的互动。帮邻居们解决这些小麻烦，听他们唠叨生活中的琐碎与悲欢，让他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真实的人间温度。这种温度，一点点融化着他内心因长期孤独潜伏而凝结的冰层。他不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成为了这栋筒子楼、这个普通社区的一部分。
当然，他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分寸感。对于涉及个人历史、家庭背景等敏感话题，他会巧妙地用含糊其辞或转移话题的方式应对。对于时局的议论，他多数时候是倾听，偶尔发表看法，也必然是积极正面、符合政策导向的。他的沉稳和低调，反而让邻居们觉得他踏实可靠。
夜幕降临，唐建川回到自己安静的小屋。窗外，是邻居家传来的炒菜声、孩子的哭笑声、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声，交织成一曲嘈杂却充满生命力的生活交响乐。他坐在窗前，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心中一片宁静。通过主动走向“邻里之间”，他不仅在为“唐建川”这个身份添砖加瓦，更是在为自己寻找一种战火与阴谋平息后，安放灵魂的方式。这条路，他走得很小心，也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