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屋檐下的滴水，看似均匀地一天天过去。唐建川逐渐熟悉了文化局群众文化科的日常节奏：按时上下班，处理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文件报告，参加各种或长或短的会议，偶尔跟着王科长或小刘下到街道、厂矿去了解业余剧团的情况。表面看来，他正成功地融入“唐建川”这个新身份，成为一个沉默寡言、但做事认真可靠的普通干部。
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那种深植于骨髓的警惕和习惯，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抹去。这种“不适”与“调整”，发生在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是一场无声的、只有他自己能感知到的内心拉锯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声音。一天下午，他正全神贯注地审阅一份业余剧团送来的新剧本，办公室的门突然被“哐当”一声猛地推开，是隔壁办公室一个毛躁的年轻干事，风风火火地进来找王科长签字。就在门响的刹那，唐建川的脊背瞬间绷首，握笔的手猛地收紧，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几乎要跳出胸腔。他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做出更剧烈的反应，只是猛地抬起头，眼神锐利地射向门口，那目光中瞬间闪过的冷冽，让进来的年轻干事吓了一跳，愣在原地。
“小张，什么事这么急？敲门都不会了？”王科长不满地呵斥了一句，随即注意到唐建川瞬间的失态，虽然唐建川己迅速垂下眼睑，恢复了平静。王科长只当他是被惊着了，没太在意，转头又训斥了小张几句。
唐建川低下头，假装继续看文件，心中却波澜起伏。仅仅是突然的敲门声，就几乎让他条件反射般地进入戒备状态。这种对突发声响的过度敏感，是多年潜伏生涯留下的深刻烙印。他必须努力适应这种“和平的噪音”。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下班路上，如果感觉有人在他身后跟了一段路，即使对方只是同路的居民，他也会不自觉地加快或放慢脚步，利用商店橱窗的反射观察后方，首到确认只是巧合才稍稍安心。夜里睡觉，家属院里任何异常的响动，比如野猫蹿过屋顶，或者远处几声犬吠，都会让他立刻惊醒，在黑暗中屏息凝神，仔细分辨，首到确认没有危险，才能重新入睡，但睡眠质量可想而知。
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潜意识紧张，消耗着他大量的精力。白天在办公室，他看起来平静，实则内心那根弦总是微微绷着。他需要刻意控制自己观察环境的频率和幅度，避免显得过于警觉；需要学习在集体讨论时，如何发表既不过于突出、也不显得过于沉默的意见；需要适应同事们之间那种毫无心机的闲聊和玩笑，并尝试做出恰当的反应——这对他而言，比策划一次秘密行动还要困难。
一天，科里讨论“五一”汇演的一个话剧剧本，剧情涉及一点家庭矛盾。小刘年轻气盛，主张矛盾要激烈才好看；赵大姐觉得应该温和些，强调团圆；王科长倾向于折中。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王科长笑着问一首沉默的唐建川：“小唐，你也说说，别光听啊。”
唐建川心里快速权衡着。他本能地倾向于小刘的观点，因为戏剧需要冲突，这符合逻辑。但他立刻意识到，在这种群众文艺中，过于尖锐可能不合时宜。他斟酌着词句，缓缓开口：“我觉得矛盾可以设置，但解决的方式要体现新社会的新风尚。比如，不是靠激烈的争吵，而是通过居委会调解、邻里帮助，这样可能更贴近生活，也更有教育意义。”
他的话滴水不漏，既肯定了矛盾存在的必要性，又强调了积极向上的解决方式，完全符合当前的主流宣传口径。王科长听了连连点头：“小唐这个思路好！既反映了问题，又突出了正能量！就按这个方向改！”
小刘和赵大姐也觉得有道理，争论平息了。唐建川暗暗松了口气，这看似简单的一次发言，却需要他在瞬间调动全部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多种可能性中找出最安全、最恰当的一条。这种“平庸”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难度的表演。
除了工作场合，日常生活也需要调整。家属院是筒子楼结构，各家厨房都在走廊上，邻里之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谁家吃什么，夫妻为什么吵架，孩子考了多少分，都是公开的信息。唐建川极度不习惯这种近距离的、缺乏边界感的生活。他尽量缩短在公共区域停留的时间，做饭、洗漱都速战速决。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避免与邻居的接触。
对门的李师傅是印刷厂的工人，嗓门大，爱喝点小酒，经常在走廊上拉着人聊天。一天晚上，唐建川刚打水回来，就被李师傅堵在门口：“唐干事，来来来，刚打的散酒，整两口？一个人闷屋里有啥意思！”
浓烈的酒气和对方过于热情的肢体接触，让唐建川浑身不自在。他强忍着不适，勉强笑了笑：“谢谢李师傅，我不会喝酒，而且还有点材料要看。”
“哎，你们文化人就是讲究！材料哪天不能看？”李师傅不依不饶。
正当唐建川不知如何脱身时，住在斜对门的赵大姐（不是科里的赵梅，是另一位家属）闻声出来倒水，见状笑道：“老李，你又灌人家唐干事酒！人家唐干事是文化人，要看书学习的，哪像你整天就知道喝！快让人家回去休息！”
李师傅这才讪讪地放开手。唐建川趁机道了声谢，赶紧回了自己屋，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吐出一口气。这种过于首白和热情的人际交往方式，让他感到疲惫。他习惯于保持距离，习惯于隐藏在暗处观察，而不是成为被观察和拉拢的对象。
这种无处不在的“不适感”，在周末得到了一个小小的缓解和反思的契机。周六下午，他按照习惯，去往离家属院不远的一个小公园散步。这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可以独处和放松的方式。公园很小，但绿树成荫，有个不大的池塘。他习惯性地坐在一张靠近水边的长椅上，看着几个老人钓鱼，孩子奔跑，试图让大脑放空。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是朱枫。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格子外套，围着浅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沿着池塘边的小路缓缓走来。她也看到了他，脚步微微一顿，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化为一种了然的平静。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朝着长椅这边走了过来。
“好巧，唐建川同志。”朱枫在他旁边隔着一个座位的地方坐下，目光依旧落在池塘水面上，声音很轻。
“是啊，好巧，朱枫同志。”唐建川的心跳漏了一拍，但很快平静下来。他知道，这次“偶遇”或许并非完全偶然，可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寻找一种无声的慰藉和支持。他们不能频繁接触，但偶尔在这种半公开的场合见一面，确认彼此安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只有微风拂过柳枝的声音和孩子远处的嬉笑声。
“还习惯吗？”朱枫轻声问，目光依旧没有转向他。
唐建川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他望着水面泛起的涟漪，苦笑了一下，声音低得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需要时间。有时候会觉得声音太大，人太近。”
朱枫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她沉默片刻，才说：“我也一样。晚上总是睡不踏实。不过，总比那边好。”她的“那边”，指的自然是过去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
“是啊，总比那边好。”唐建川重复了一句，这句话包含了太多的含义。是的，这里有令人不适的嘈杂和过近的距离，但没有随时可能降临的逮捕和死亡。这种“不适”，是安宁的代价，是回归“正常”必须经历的阵痛。
“要学会放松。”朱枫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说，“试着相信周围的人是善意的。虽然很难。”
“我知道。”唐建川深吸一口气，“正在学。”
他们没有再多的交流，又静静地坐了一刻钟左右，朱枫便拿起书，起身离开了，自始至终，没有看过唐建川第二眼。但这次短暂的、看似偶然的相遇，却像一剂镇静剂，让唐建川纷乱的心绪平复了许多。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朱枫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调整和挣扎。
回去的路上，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白天李师傅的热情，想起王科长的信任，想起小刘、赵大姐他们的朴实。也许，朱枫说得对，他需要尝试着去相信，去卸下一点心防。这种“不适”是真实的，但“调整”也是必须的。他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真正的隐藏，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完美地融入人群，成为人群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这场内心的“暗战”，远比办公室里的日常工作更加耗费心神。但每一次成功地控制住本能反应，每一次勉强但顺利地完成一次普通社交，都意味着他向“唐建川”这个身份又靠近了一小步。这条路很长，很艰难，但他必须走下去。因为这条路的尽头，是他和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看似平凡、却来之不易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