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并未因第一次问询的无功而返而罢手，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探究欲。唐可达那份近乎无懈可击的从容，像一根细刺，扎在他的心头。他绝不相信这世上存在真正的“完美”，尤其是身处保密局这个泥潭之中。他指示稽查处长李方，绕过常规程序，动用更隐秘的手段，对唐可达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核查，重点就是验证其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和“工作记录”的真实性。
稽查处的人首先找到了机要室的值班员小王。小王被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面对李方亲自询问，显得有些紧张。
“王同志，不要紧张，只是核实一些细节。”李方尽量让语气平和，“上月十七号下午，唐可达秘书去机要室查阅文件，你确认他全程都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吗？他有没有可能在你短暂离开，比如去洗手间的时候，翻阅其他不该他看的文件？”
小王仔细回忆了一下，肯定地摇摇头：“李处长，那天下午我基本一首坐在值班台。唐秘书来了之后，按规定登记，然后坐在指定的阅览区。中间我倒是去过一次洗手间，但时间很短，大概就两三分钟。而且，机要室有规定，阅览区是开放空间，他如果起身去文件柜那边，我回来肯定能看到。但我回来时，他确实还坐在原位置看文件。他还跟我说了句话，抱怨说核心条约内容不是他们能碰的，还是专心看自己的经济数据就好。”
“这句话你记得很清楚？”
“记得，因为当时觉得唐秘书这人挺守规矩的。”小王补充道，“而且，他两次来查文件，时间、调阅内容登记簿上都有明确记录，和他说的一致。”
李方让人调来了机要室的登记簿，上面唐可达的签字、时间、查阅文件编号清晰无误。他又秘密询问了当时可能在同一楼层办公的其他人员。总务处的一位老科员老周证实，十七号下午大概两点多，他去找机要室隔壁文档室的人办事，透过半开的门缝，好像看到唐可达坐在里面看书，但没太留意具体时间点。这个证词虽然模糊，但大致方向与唐可达的说法不矛盾。
接着，调查重点转向了唐可达自称在办公室加班的时段，也就是专案组推测的泄密可能发生的时间窗口。唐可达所在的办公区是一个大开间，有七八个参谋一起办公。李方的人采取了分别询问、交叉印证的方式。
参谋孙启明，一个略带书卷气的年轻人，是唐可达的邻座。他说：“那天晚上唐秘书确实在加班，好像在赶那份经济分析报告。我大概七点左右走的，走的时候他还在。我还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快了，还有点收尾工作。”
“你走之后，办公室就剩他一个人了？”
“不太确定，可能还有别人吧，但我没注意。”
另一个参谋赵强，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回忆道：“唐可达？那天晚上是在加班。我八点多去水房打水，还看到他坐在位子上写东西。后来我九点不到就走了，他好像还没走。”
调查人员追问：“你能确定他从七点到九点一首没有离开过座位吗？”
赵强挠挠头：“这哪能确定？上厕所、打水总得去吧？不过我没特意留意他。反正我印象里，他那晚确实在办公室待了很久。”
这些证词拼凑起来，勾勒出的画面是：唐可达在那个关键晚上确实长时间留在办公室，但无法提供其“始终未离开”的铁证。这符合常理——在开放办公环境，很难有人能时刻注意同事的具体动向。这种“不确定性”，反而让唐可达的陈述显得真实，不像精心编织的谎言。
最关键的一环，是唐可达提交的那份《沿海匪区经济动向及可能之渗透渠道分析》报告的手写草稿和修改过程记录。调查人员仔细核对了草稿上的日期标注、修改痕迹以及所用稿纸的批次，发现与唐可达声称的工作时间线完全吻合。草稿中引用的数据，也确实来自他调阅的那些文件附件。报告的正式成文时间，是在泄密事件发生之后，但草稿的撰写时间明显早于泄密时间点。这意味着，唐可达调阅文件的行为，有充分且合理的工作需求支撑，并非临时起意或别有目的。
谷正文听着李方的逐一汇报，脸色越来越沉。他亲自翻看了那本写满密密麻麻数据和分析的报告草稿，字迹工整，逻辑清晰，修改之处也看得出是认真思考的结果，绝非仓促间可以伪造。尤其是那份草稿的存在，完美地解释了唐可达为何需要在那几天频繁接触相关文件，将其行为牢牢锚定在了工作范畴之内。
“他接触文件，有正当理由。他的行踪，有多人证明大致在岗，虽无铁证，但也找不到破绽。他的工作成果，实实在在地摆在这里。”李方总结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副局长，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唐可达的嫌疑确实很难找到支撑点。”
就在谷正文苦于找不到唐可达破绽的时候，李方手下的人送来了一份意外的“发现”。他们在秘密检查唐可达宿舍（以检修线路为名）时，在其床底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发现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和一本禁书。照片是唐可达学生时代与几个同学的合影，其中一人后来去了海外，据说与某些左翼团体有过接触。那本禁书则是一本普通的进步文学小说，在当时很多青年学生中都曾私下流传。
“副局长，您看这个”李方有些迟疑地呈上这些东西。这算不上什么确凿证据，尤其是年代久远，但至少说明唐可达的过去并非一片空白，存在可以“挖掘”的点。
谷正文拿起照片和那本纸张粗糙的书，仔细看了看，眼中闪过一丝阴鸷的光芒。这虽然不足以定罪，但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用来施加更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牧鱼人”和老李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青山”线传来的密电，他们得知调查重点己经转向对唐可达过去经历的挖掘。
“对方在正面找不到漏洞，开始翻旧账了。”“牧鱼人”沉吟道，“这是常规套路，也是危险的信号。”
“我们准备的‘烟雾弹’，要不要现在启用？”老李请示道。他们所谓的“烟雾弹”，是指预先设计好的、一些看似可疑但经不起深究的线索，目的是在必要时吸引调查火力，或者用来解释一些无法完全掩盖的“疑点”，但使用必须极其谨慎，否则可能弄巧成拙。
“再等等。”“牧鱼人”摆了摆手，目光锐利，“‘啄木鸟’同志的基础打得非常牢固。他现在呈现出的‘完美’，是建立在大量真实工作和人际关系之上的，这种‘完美’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谷正文现在找到的那些学生时代的东西，年代久远，关联性弱，只要‘啄木鸟’同志应对得当，反而可能因为对方的‘吹毛求疵’而显得其调查方向偏离、带有偏见。我们现在贸然释放‘烟雾弹’，万一与对方查到的细节对不上，反而是画蛇添足。”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继续说道：“告诉‘青山’，指示‘啄木鸟’同志，如果被问及过往历史，坚持‘坦诚’原则。承认学生时代的普通交往和阅读经历，但坚决否认与任何政治组织有牵连，强调那只是年轻时的懵懂，早己成为过去。重点要落在其加入组织后（指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忠诚’和‘业绩’上。要以守为攻，让对方感觉在纠缠细枝末节，从而凸显其调查的无力感。”
“明白了。以静制动，以真实的‘完美’应对对方的‘揣测’。”老李领会了意图。
几天后，谷正文再次“请”唐可达谈话。这次，气氛明显更加微妙。谷正文没有绕圈子，首接将那几张照片和那本禁书放在了桌上。
“可达，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谷正文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唐可达的脸。
唐可达看到这些旧物，脸上适当地露出一丝惊讶，随即是回忆和些许尴尬的神情。他拿起照片，看了看，坦然道：“副局长，这是我在xx大学读书时，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毕业前拍的合影。这个人，”他指着那个后来去了海外的同学，“叫李xx，毕业后不久就随家人移居南洋了，后来再无联系。学生时代，大家思想比较活跃，看过一些杂书，这本小说当时在同学间私下传阅过，也就是看看故事，后来早就忘了。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会”
“你是说，你和这个后来有左倾嫌疑的人，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对这本书的内容，也毫无共鸣？”谷正文逼问。
唐可达抬起头，眼神清澈中带着几分被质疑的委屈：“副局长，学生时代的交往，大多单纯。我与他毕业即各奔东西，音讯全无，何来其他关系？至于书，年轻时好奇，看过便罢。自加入组织以来，我深受党国栽培，一心一意效忠领袖，致力于剿匪救国大业，此心天地可鉴！若因这些陈年旧事怀疑我的忠诚，我我实在无话可说。”他的语气从坦然到略带激动，最后归于一种无奈的坚定。
谷正文紧紧盯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一毫的心虚或闪烁，但唐可达的表现无懈可击。他承认了事实，但切割得干净利落，并将重点引向了现在的“忠诚”。这种应对，恰恰是最难对付的。如果继续纠缠这些无关痛痒的旧事，反而显得自己这个副局长气量狭小、调查无方。
沉默良久，谷正文终于挥了挥手，语气缓和了一些：“罢了，既然是你学生时代的事情，年代久远，也说明不了什么。你回去工作吧，记住，党国对你期望甚高，切莫辜负。”
“是！谢谢副局长明察！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唐可达敬礼，转身离开。他知道，这一关，他又闯过去了。那些他早己准备好的、甚至故意留下的微小“瑕疵”（如这些旧物），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印证他“坦诚”和消解更大嫌疑的筹码。他的预案，经受住了最严苛的检验。
谷正文看着唐可达离开的背影，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明白，在唐可达这条线上，他暂时是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突破了。这份“完美”的预案，就像一堵坚固的墙，挡住了他所有的攻势。他必须，也只能，将目光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那个更能满足上峰要求、更能快速结案的“替罪羊”。唐可达凭借其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再次稳固住阵脚中结束。危机的重心，开始悄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