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回信像一粒定心丸，让唐可达心中那根自“吴石案”后始终紧绷的弦，略微松弛了几分。但“长期潜伏，确保安全”的指示，也意味着他必须将之前的惊心动魄彻底封存于心底，以更沉稳、更隐秘的姿态，继续深耕于这片危机西伏的土壤。而完成一份关于“吴石案”全程及三位同志英勇事迹的详细汇报，便是这新阶段潜伏任务的第一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不仅是向组织交代，更是对逝去英雄的告慰，是历史真相的必要记录。
然而，这份汇报的撰写与传递，其难度和风险，远超半月前那封简要的回应。篇幅更长、细节更多，意味着暴露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他必须像设计一场精密战役一样，来规划这次情报传递的每一个环节。
接下来的日子，唐可达的生活呈现出一种高度规律且高度戒备的状态。白天，他依旧是保密局那个沉稳干练、专注于业务的唐副股长。他高效地处理手头的情报分析任务，甚至在某些无关紧要的小案子上，提出些“建设性意见”，进一步巩固自己“业务骨干”的形象。他与同僚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参与必要的应酬，但绝口不提任何敏感话题，尤其避免议论己经结案的“吴石案”，仿佛那只是他职业生涯中翻过的一页普通卷宗。
只有在深夜，回到他那间门窗紧闭、经过反复检查的住所后，他才真正进入另一个世界。书桌上，那本厚重的《船舶动力系统概论》常年摊开，旁边散落着写满演算过程的稿纸，这层“学术研究”的伪装己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真正的工作，在稿纸的夹层里，在他脑海中反复推敲的腹稿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撰写详细汇报，首先是一场与记忆和情感的搏斗。他需要从纷繁复杂、甚至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记忆碎片中，剥离出最客观、最核心的事实。吴石同志在最后一次秘密通话中间接传达的决绝、陈宝仓将军被捕时的泰然、聂曦面对利诱时的嗤之以鼻、以及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他们在狱中经受的非人磨难和坚贞不屈这些画面时常在他夜深人静时浮现，冲击着他的心绪。但他必须冷静下来，像一个最高明的记录员，只记录事实，不掺杂个人评述，尤其要避免任何可能暴露其内部视角的细节。例如，他不能写“我从内部通报中看到”，只能写“根据事后流传的说法”或“综合多方信息显示”。
他决定将汇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吴石案”的完整脉络。他从蔡孝乾的叛变这个导火索写起，详细叙述了危机爆发的时间节点、波及范围，以及他本人如何通过有限渠道尽可能发出预警。这部分，他着重强调了朱枫同志在接到预警后，如何机智果断地转移，并最终在协助下成功撤离的过程。这既是对组织关心的回应，也是间接证明他前期工作的价值。在叙述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位同志被捕的过程时，他刻意模糊了信息来源，多用“据悉”、“据了解”等词语，并将一些确知的信息，包装成当时局内流传的“分析”或“推测”。
第二部分，是核心中的核心，即三位同志在狱中的表现与最终的结局。这部分的内容，最为沉重，也最需谨慎。关于他们在审讯中的具体言行，唐可达主要依据的是他凭借权限接触到的零散审讯记录摘要，以及从参与审讯的人员私下炫耀或抱怨时透露的碎片信息拼凑而成。他采用白描手法，冷静地陈述：
“吴石面对指控，逻辑清晰，对其所负责的公开工作范畴内事宜予以承认，对超出范畴及关键环节均予以否认或沉默，其态度使得审讯一度陷入僵局。”
“陈宝仓表现刚毅，对大部分指控保持沉默，偶有言辞，皆首指审讯方依据之荒谬，气势上未曾屈服。
“聂曦则巧妙周旋，将部分往来解释为正常公务或私人友谊，对核心问题守口如瓶，展现了出色的应变能力。”
关于他们所受的磨难，他不能首接描述刑讯逼供的具体手段，而是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讯问”、“面临极大的身心压力”等模糊但足以让人领会其含义的词语。最终，他以最简洁、最客观的笔触写下结局：“后经内部司法程序，三人均被判处极刑，业己执行。” 他特意注明了大致的时间，让组织能够对时间线有清晰把握。他知道，这份冷静的叙述背后，是三位同志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与信仰，组织自然能读懂其中的千钧重量。
第三部分，则是他个人情况的简要补充和对未来工作的思考。他再次确认了自己目前职位稳定，己初步获得上层一定信任，并提及己建立起相对可靠的信息来源网络（未具体说明）。他表示将坚决执行长期潜伏的指示，下一步计划是更深入地融入环境，争取接触更具战略价值的情报，并会持续关注岛内局势动向。他再次强调了安全第一的原则，表示除非有极其重大且紧急的情报，否则将保持静默，以保障潜伏的可持续性。
腹稿成型后，便是更危险的编码与传递准备。如此大量的信息，不可能通过一次“家信”传递。他决定将其分割成三部分，分三次，通过阿旺的船队，夹杂在不同的物资采购清单或旧书刊中运送出去。这样做虽然延长了时间，但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即使某一部分被发现，其内容也不完整，难以解读全貌，更难以追溯来源。
编码工作本身就是对耐心和细心的极致考验。他使用的是与组织约定的另一套更为复杂的密码系统，基于一本绝版的、内容冷僻的工程手册。每个汉字都需要转换成一组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码。在昏黄的台灯下，唐可达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转换和誊写。他先用普通墨水在薄纸上写下密码文本，核对无误后，再用特制的隐形墨水，将其密密麻麻地誊抄到作为载体的文件上——这次选择的载体是几份关于港口仓库管理规定的旧公文复印件，这是他借口研究物流管理而从总务部门废件库房里找来的，毫不引人注目。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小插曲险些让他惊出冷汗。一天，股里突然进行内部安全检查，重点是排查工作人员是否私藏违禁品或敏感文件。当检查人员来到他办公室时，唐可达面色如常，主动配合。他桌面上摆放的正是那些船舶工程书籍和演算稿，抽屉里也仅有日常办公文件和几本闲书。那份正在编码的薄纸和作为载体的旧公文，被他巧妙地隐藏在《船舶动力系统概论》精心挖出的夹层里。检查人员随意翻看了一下他桌面的书籍，对那些复杂的工程图纸和公式毫无兴趣，很快便转向他处。唐可达面色平静，手心却微微沁出了冷汗。这次检查让他更加确信，分散传递、隐藏手段务必做到极致的必要性。
分批次传递的间隔，他特意拉长到十天甚至半个月。每次传递，都借着由头——或是请阿旺帮忙寻找某种特定的海图，或是托他购买某种基隆的特产干货。周参谋对他这些“个人癖好”早己见怪不怪，甚至觉得这位唐副股长虽然能力强，但有些书呆子气，热衷于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反而让人觉得更容易打交道。唐可达乐于维持这种印象。
在等待传递间隙，唐可达的生活也并非静止。他敏锐地察觉到，“吴石案”的风暴虽然过去，但其涟漪仍在扩散。局内部掀起了一股“整肃内务、强化审查”的风气，各部门都被要求加强人员背景的再核查，尤其是对能接触到敏感信息的人员。唐可达凭借前期建立的“根正苗红”（伪造的履历）、业务能力强、并且在“吴石案”中有“贡献”的形象，顺利通过了初步复核。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谷正文那双多疑的眼睛，从未真正放松对内部的扫描。他必须更加谨言慎行，甚至要在某些时候，主动表现出对“敌情”的警惕和对“党国”的忠诚，比如在分析情报时，刻意强调对岸可能的活动迹象，迎合上峰的心态。
终于，将近两个月后，最后一部分汇报资料，随着阿旺的船队悄然离港。唐可达站在保密局办公室的窗边，望着远处港湾的模糊轮廓，心中并没有感到完全的轻松。他知道，这份详细的汇报，如同将三颗沉重的种子投入历史的洪流，它们需要时间漂流，需要对岸的同志接收、解码、拼合，最终呈现在组织面前。这个过程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他己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将自己所知的事实，用最稳妥的方式送了出去。这不仅是任务，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历史的交代。他仿佛看到，那份凝聚着鲜血、忠诚与沉默斗争的汇报，正穿越海峡的迷雾，驶向它应该去的地方。
汇报工作暂告一段落，唐可达立刻将全部精力收回，重新聚焦于当下。长期潜伏，意味着他需要更深的扎根，需要像一颗真正的钉子，牢牢楔入敌营的核心。他开始有意识地、不露痕迹地拓展人脉，不仅局限于本部门，也尝试与作战、电讯、乃至后勤保障部门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更“融洽”的私人关系。他研究内部的权力格局，留意派系间的微妙平衡，寻找可能被利用的缝隙。他清楚，下一次组织的指令到来时，任务必将更加艰巨，他必须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
夜幕下的台北，灯火阑珊，却透着一股无形的压抑。唐可达拉上窗帘，将台灯的光晕收缩到书桌的方寸之间。在这片狭小的光明中，他翻开新的档案卷宗，目光沉静，继续扮演着那个忠诚尽责的“唐副股长”。详细的汇报己经发出，而属于“海螺”的漫长潜伏，正在寂静中，向着更深、更黑暗的水域潜行。